目标对准了街道和原单位。
他开始以“孤寡老人”、“为革命工作一辈子”、“如今贫病交加、无人照料”为由。
更加频繁、也更加“理直气壮”地向街道反映困难，要求提高补助标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甚至要求街道派人定期照料。
他不再轻易对院里人诉苦，而是将全部精力用于“依法依规”地争取自身权益。
街道干部不胜其烦，却又不能不管，毕竟政策框架内，他的情况确实属于重点保障对象。
于是。
易中海的生存底线得以勉强维持。
虽然生活质量极低，屋里气味难闻，但他顽强地活着，仿佛要用这种“活着”本身，证明些什么，或者对抗些什么。
他对傻柱，是一种冰冷的、彻底的漠视，路上遇见，眼神都不会斜一下，仿佛那是个陌生人。
这种漠视，比曾经的道德绑架更让傻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傻柱本人的境遇，在内退的短期阵痛后，陷入了一种温水煮青蛙般的慢性煎熬。
那点微薄的内退生活费，在物价缓慢攀升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捉襟见肘。
他与何大清的生活降至维持生命体征的最低限度。
何大清的抱怨从激烈转为一种无休止的、磨人的哼哼唧唧，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咳嗽和病痛呻吟。
傻柱试图再找活计，但年龄和技能所限，只能找到些极其零散、报酬极低的杂活，比如帮附近小饭馆凌晨卸货、清洗油烟机，收入不稳定，且极度消耗体力。
他肉眼可见地消瘦、苍老，眼神中的麻木越来越深，只有在看到院里孩子偶尔扔掉的半块馒头时，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
他不再与易中海有任何交集，与秦淮茹也仅限于极其偶然的点头。
他的世界缩小到自己的小屋、零工地点和附近最便宜的菜市场。
内退并未带来解脱，只是将激烈的外部索取，转化为了自身内部与贫困、疾病、绝望的漫长搏斗，且这场搏斗，他几乎看不到赢的希望。
娄晓娥和那个儿子何晓，已彻底成为记忆中遥远而不真切的碎片。
秦淮茹一家的困境，在失去傻柱那点并不稳定的接济后，进一步深化。
棒梗仍在服刑，像一个永不愈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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