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形象：
一个拥有扎实苏式教育背景和开阔国际技术视野的专家，对当前国内某些领域技术发展的“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深感焦虑，渴望有所作为，却又因自身背景敏感和所处部门的边缘化而倍感无力与压抑。
他对王建国的态度，是一种混合了技术认同的谨慎靠近，以及因孤独和不被理解而滋生的、对“同类”的隐约期待。
就在王建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部里这盘复杂棋局的同时，四九城的市井生活，在1964年这个看似平淡的春天里，正以其特有的、坚韧甚至有些野蛮的方式，对抗着无处不在的匮乏与停滞。
而这种对抗，很快以一种更加直接、也更加危险的方式，与王建国产生了交集。
这次，不是收音机配件，而是关乎“入口”的东西——粮食，或者说，是能弄到粮食的“门路”。
消息最初是从马三那里，以一种夹杂着兴奋与忐忑的语气传来的。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马三鬼鬼祟祟地溜到王家，等王老汉、陈凤霞都睡下了，才压低声音对王建国说：
“建国哥，有桩‘买卖’，不知道你敢不敢沾边。”
王建国正在灯下看着一份关于东北某林业局请求调拨新型油锯的报告，闻言抬起头，看着马三闪烁的眼神：
“什么买卖？犯法的不做，投机倒把的不碰，这是我的底线。”
“那不能！肯定不犯法！”
马三连忙摆手，凑得更近，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是这么回事，我认识一个哥们，在通县粮库干临时工。他说，他们粮库最近清仓底，扫出来不少‘土粮’和‘扫仓粮’。”
王建国心里一动。“土粮”、“扫仓粮”，这是粮库系统的行话，指的是清仓时从角落、麻袋缝里清扫出来的、混杂着泥土、砂石、碎秸秆的粮食，以及一些因轻微霉变、虫蛀而不符合入库标准，但又没到完全报废程度的“等外粮”。
按照严格规定，这些粮食要么折价处理给指定单位（如饲料厂、酒厂），要么就地上报损耗处理。
但在粮食极度金贵的年代，这些东西在黑市上，也是让人眼红的“硬货”。
“数量多少？品相怎么样？什么价？”
王建国问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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