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必须立刻回到部里那个安全的壳子里，用正常的工作和社交，来掩盖内心的波澜，同时也利用部里的信息和资源，寻找可能的化解之道。
回到部里，王建国强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
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接听电话，参加处里的晨会。
在晨会上，他还就一份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提出了几点“补充建议”，语气平稳，思路清晰，赢得了主持会议的副处长赞许的目光。
没有人能看出，这个端坐在会议室里、神色如常的中层干部，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利用午休时间，他去了陈正部长的办公室外间，找李秘书汇报工作——其实是借机观察和打探。
他像闲聊一样，提到最近基层反映的一些“治安小问题”，比如小偷小摸、投机倒把有所抬头，担心影响工人生产生活情绪。
李秘书一边整理文件，一边随口附和：
“是啊，陈部长也关注到了。上面开了会，要求各地方加强社会面管控，重点打击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不过主要还是抓典型，以教育为主。”
这话说得很官方，但王建国听出了弦外之音：
上面在抓“典型”，但政策是“以教育为主”，打击重点是“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
顺子这种个人小额投机倒把，如果没牵扯出更大的黑市网络或腐败案件，很可能就是“教育”一下，关几天，罚点款了事，不会深究。
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
但“抓典型”三个字，又让他心头一紧。
万一顺子倒霉，被当成了“典型”呢？
下午，他抽空去了一趟技术处资料室。
老管理员正在听收音机，见他进来，热情地打招呼。
王建国随意地翻看着新到的报刊，目光却瞥向沈墨常坐的那个角落。
沈墨不在。
王建国心里有些莫名的空落，又有些庆幸。
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与沈墨的任何非常规接触，都可能带来额外的风险。
那本锁在抽屉里的俄文书和里面的描图纸，此刻更像是一块烧红的炭，既不敢碰，又舍不得丢。
傍晚下班，王建国没有直接回家。
他先去东单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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