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模糊起来。群众反映？什么群众？反映什么问题？是沈星雨在会上那些尖锐批评，被人引申、曲解，牵连到了自己这个主持会议的领导？还是……另有缘由？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点烟的手却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
他想到了“肃反”时的那份匿名调查，想到了戴立春，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技术决策、人事安排上不可避免得罪过的人，也想到了沈星雨那毫无顾忌的言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但直觉告诉他，这次恐怕没那么简单。李副部长亲自出面谈话，而且如此急迫，说明“反映”的问题，可能相当严重。
一夜无眠。
第二天，王建国按时来到部里。
李副部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他敲门进去时，看到里面除了李副部长，还有纪检部门的一位处长，姓赵，脸色严肃地坐在一旁。
气氛凝重。
李副部长示意他坐下，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是公事公办的严肃：“建国同志，今天找你来，是因为部D组和纪检部门，最近陆续收到一些关于你的举报材料。主要是匿名信，但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也比较严重。组织上很重视，需要向你本人核实情况。”
王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但脸上尽力保持着镇定：“李部长，赵处长，我接受组织的调查。是什么问题，请组织明示，我一定如实向组织说明。”
李副部长看了一眼赵处长。
赵处长打开一个文件夹，抽出一份显然是抄录件的材料，没有透露笔迹。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碴一样砸进王建国的耳朵：
“举报信主要反映你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技术权威主义思想严重。在主持技术司和重点项目建设中，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技术意见，搞‘独立王国’，把国家项目当成个人领地，听不得反对声音。”
王建国立刻回应：“这不符合事实。重大的技术决策，尤其是骨胶、蛋白胨生产线建设，明胶项目攻关，我们都经过技术论证会，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可查。我尊重专家的意见，也鼓励技术讨论。当然，作为负责人，在一些有争议的技术路线上，我需要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决断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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