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工厂，组织缝纫组、洗衣组、糊纸盒组，还有帮忙联系附近工厂拿些手工活回家做。另外就是宣传，黑板报、标语、读报组，天天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讲‘人民公社好’。还得抓卫生，除四害，比赛哪个院子的老鼠尾巴、苍蝇打得多……”
她娓娓道来，语气里带着基层工作者特有的那种对琐碎事务的了如指掌和些许无奈的笑意：
“对了，前几天，隔壁胡同老周家，为了一簸箕煤灰倒哪了，跟对门老李家吵起来了，差点动手，还是我们去调解的。还有前院老孙家的儿媳妇，跟婆婆闹矛盾，嫌婆婆只看孩子不做家务，也闹到街道办，哭哭啼啼的，劝了半天……”
王建国静静地听着，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街道八卦”，与他刚刚经历的那些关乎国家战略、技术攻坚的“大事”相比，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如此具体，如此鲜活，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温度和烦恼，让他感到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宁。
他忽然觉得，自己那些在封闭环境里殚精竭虑、甚至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奋斗，不也正是为了守护和改善这千家万户的寻常日子吗？
“哦，还有，”
李秀芝像是想起什么，压低了些声音，“咱们院里，最近也挺热闹。”
“哦？怎么了？”
王建国喝了口粥，饶有兴致地问。离开几个月，院里的人事似乎也有了新变化。
“一大爷易中海，还是老样子，在厂里是八级工，技术大拿，威信高。在院里也端着一大爷的架子，处事还算公道，就是有时候有点……太讲究‘顾全大局’，和稀泥。他徒弟贾东旭，转正后踏实了几年，现在好像心思又有点活泛，听说在厂里想争取个小组长当当，正活动呢。贾张氏见人就说她儿子有出息，话里话外还是那点意思。”李秀芝撇撇嘴，显然对贾家母子的做派不太感冒。
“二大爷刘海中，可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