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4日，奉天以北八十里，赵家屯
晨霜像一层粗盐，厚厚地铺在黑土地上。张瑾之的吉普车在土路上颠簸前行，车尾卷起的尘土在半空凝成黄褐色的烟柱。他坐在后排，透过蒙尘的车窗望着外面——收割后的田野空旷得瘆人，偶尔可见田埂上堆着歪斜的秸秆捆，像战后无人收敛的尸骸。
道路两旁，稀稀落落的杨树叶子早已落光，光秃秃的枝桠刺向铅灰色天空。远处山坡上，几座坟茔的招魂幡在冷风中猎猎作响。
“前面就是赵家屯。”坐在副驾驶的刘尚清转过身，这位财政厅长脸色凝重，“按少帅您的指示，这里是第一批土地改革试点村之一。屯里三百二十七户，一千五百余口，耕地四千八百亩。其中地主赵永禄一家六口，独占三千二百亩上好水浇地，其余农户共分一千六百亩薄田旱地。”
张瑾之点点头，目光落在屯口。那棵百年老槐树下，蜷缩着七八个裹着破棉袄的老人，他们像被遗忘的树根，一动不动地蹲在霜地里。屯子里死一般寂静，没有炊烟，没有鸡鸣狗吠，没有孩童的哭闹。只有寒风穿过土坯房缝隙时发出的呜咽。
“停车。”
车在距离屯子百步外刹住。张瑾之推门下车，冷风瞬间灌满他身上的灰布棉袍。他今天刻意换了便装，戴一顶普通毡帽，但身后跟着的八名腰佩盒子炮、眼神锐利的卫兵，还有刘尚清、臧式毅这两位在东北政坛举足轻重的委员，让这伪装显得格外突兀。
“你们留在这儿。”张瑾之对卫兵队长说，“十丈之外警戒，非有异动不得近前。”
“少帅，这……”
“执行命令。”
张瑾之整了整衣襟，转向刘尚清和臧式毅：“两位，随我进屯看看。记住，多看，多听，少说。”
三人踏着冻土走向槐树。蹲着的老人们抬起浑浊的眼睛，目光在三位不速之客身上游移——那是一种混合了麻木、警惕和绝望的眼神。他们的棉袄补丁摞补丁，露出的棉絮已经板结发黑；脚上缠着破布，冻疮溃烂处渗出黄水。
“老人家，”张瑾之在一名缺了门牙的老汉面前蹲下，尽量让声音温和些，“屯里怎么这般安静？人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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