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四日，广州。
粤军总部门口，人山人海。阳光炽烈，洒在石板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不是士兵，是百姓。挑着担子的农民，挎着篮子的妇人，穿着学生装的青年，拄着拐杖的老者。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总督府前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担子里是米，金灿灿的，在阳光下闪着光。篮子里是鸡蛋，圆滚滚的，沾着稻草。怀里揣着银元、铜板、甚至金银首饰，用手帕包着，捂得紧紧的。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颤巍巍走到募捐桌前。她的头发像一团枯草，被风吹得乱飘。身上的衣服打了无数个补丁，露出黝黑的皮肤。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动作缓慢，手指抖得厉害。里面是两枚银元，几十个铜板，还有一颗亮晶晶的玻璃珠——那是小孩子玩的玩意儿。
“阿婆，这……”负责登记的年轻军官愣住了，喉咙发紧。阳光落在他的脸上，烫得慌。
“后生仔，拿着。”老妪把钱包塞进他手里，枯瘦的手像鸡爪，却很有力。她的手很凉，带着阳光晒过的温度。
“我三个儿子，两个死在打陈炯明，一个死在打滇军。我没别的，就这点棺材本。你们拿去，多造几颗子弹，多杀几个日本仔。替我儿子……报仇。”
她说完，转身就走。佝偻的背影，在人群里晃了晃，很快就消失了。阳光落在她的背影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单薄的影子。
军官握着那包还带着体温的铜板，手在抖。铜板硌着掌心，暖暖的。
“记上。”他哑着嗓子对文书说，眼眶发红，“无名阿婆，银元二枚，铜钱四十三文，玻璃珠一颗。”
文书低头记录，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一滴眼泪砸在账本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这样的场景，在广州，在长沙，在武汉，在上海租界，在每一个听到“虹口大捷”的中国城镇上演。
北平，正阳门大街。
一群穿学生装的青年举着横幅，站在街角演讲。“同胞们！虹口大捷告诉我们，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全国一心，就能把侵略者赶出去！”领头的学生慷慨激昂，唾沫横飞。
围观的人群里，一个穿绸缎马褂的商贾皱着眉，低声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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