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挂着皮鞭，鞭梢浸着血，已经发黑。
桌上摆着账本，赵铁柱随手翻开一页：
“1932年4月，苦力总数：2147人。”
“本月死亡：37人（疟疾12，工伤8，逃跑击毙5，其余疾病12）”
“本月补充：40人（从河内殖民监狱购入）”
“生产率：人均日割胶树150棵，未达标者鞭刑10。”
账本旁边，是一个铁盒，里面装着几十张泛黄的照片。赵铁柱拿起一张——
照片上，三个华人苦力被绑在木桩上，赤裸的上身布满鞭痕。一个法国监工站在旁边，一手拿着皮鞭，一手叉腰，对着镜头咧嘴笑。照片背面有法文注释：
“1930.8.15，惩罚偷懒者。每人50鞭，死了一个，其余两个还能干活。不错。”
赵铁柱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恐惧，是愤怒。一种冰冷的、刺骨的愤怒，从脚底窜到头顶，让他浑身发麻。
“报告连长！”一个士兵冲进来，脸色惨白，“西边……西边有……”
赵铁柱跟着士兵跑到种植园西侧。
然后，他看见了“处理场”。
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没有树，只有乱七八糟的土堆。每个土堆前插着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编号和日期：
“1932.5.12，编号487，疟疾”
“1932.5.18，编号512，工伤（树倒砸死）”
“1932.5.25，编号533，逃跑被击毙”
……
最近的土堆，泥土还是新鲜的。木牌上的日期是三天前。
赵铁柱数了数。
这样的土堆，有三百多个。
“挖。”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士兵们用刺刀、用铁锹、用手，开始挖最近的一个土堆。
挖了不到半米，就碰到了东西。
不是棺材，是草席。草席裹着一具尸体，已经轻度腐烂。是个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瘦得皮包骨。死因很明显——胸口有个枪眼。
“继续挖。”赵铁柱说。
第二个土堆，第三个，第四个……
草席裹尸，浅埋，没有墓碑，只有编号。
有些尸体还算完整，有些已经被野狗刨食过，残缺不全。
挖到第十个土堆时，赵铁柱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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