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油布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发黄的纸，“这是我在监工屋里找到的‘契约’。”
徐国栋接过。
是中文，但用词古怪，像是被翻译过又转写回来的：
“立约人XXX，自愿前往法属印度支那橡胶园工作，工期五年，包食宿，月薪十法郎。如中途逃跑或怠工，园方有权任意处置，生死勿论。”
“立约人”后面，是歪歪扭扭的签名或手印。
“这是卖身契。”施耐德说，“他们在广东、福建的沿海农村，用‘高薪’‘包食宿’‘五年后自由’做诱饵，骗那些活不下去的农民签这个。签了，就被塞进船舱，像运猪一样运过来。到了这里，契约就被收走，人关进种植园，变成奴隶。”
“能活过五年的，不到三成。大部分，累死、病死、被打死，埋在那个处理场。”
施耐德指了指报告上的数据：
“根据种植园的账本，这里每年‘补充’苦力四百人左右，‘减员’三百人以上。也就是说，每十年，这里的两千个苦力，会全部换一遍。从1890年开园到现在，四十二年，至少有一万五千个华人死在这里。”
“一万五千人。”李医生重复这个数字，声音很轻，“就为了那些橡胶，那些轮胎，那些法国殖民者的财富。”
他说不下去了。
徐国栋也没说话。
他走到指挥部窗前，窗外是河内城。硝烟尚未散尽，但天空开始放晴，阳光刺破云层，照在废墟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这光，照不亮四十五年的殖民黑暗。
“那些监工呢？”他问，背对着施耐德。
“抓到了四十七个。法国人三十一个，越南人十六个。都关在仓库里。”
“带我去。”
种植园仓库，原本是存放橡胶的地方，现在关着四十七个监工。
他们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法国人大多穿着还算体面的殖民者服装——亚麻西装、皮质马靴，虽然现在沾满尘土。越南人则穿着殖民工头的制服。
阳光从仓库的破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半照亮监工们惊恐的脸，一半藏在阴影里，像他们犯下的见不得人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