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更深层的、对“历史地位”的焦虑渴望？
“记住，”皇帝说，“历史是由勇敢者书写的。而今天，我们正在书写历史。”
提尔皮茨点点头，没有说话，转身走出觐见厅。
厚重的橡木门在他身后关上，隔绝了阳光，隔绝了橙花的香气，隔绝了皇帝那种令人窒息的热情。
走廊里很暗，只有几盏煤气灯在墙壁上发出微弱的光。提尔皮茨站了几秒钟，让眼睛适应黑暗。
然后，他缓缓走向出口。
每一步，都像在走向悬崖。
海军部大楼，提尔皮茨的办公室。
下午两点，窗帘紧闭，只有一盏台灯在宽大的橡木办公桌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提尔皮茨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皇帝的命令（书面形式，刚刚由侍从官送达），一份是舍尔从威廉港发来的详细报告，还有一份是他自己手写的笔记。
“两周……”他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上帝啊，他以为战舰是什么？马车吗？坏了修修就能上路？”
门被轻轻推开。副官卡尔·冯·穆勒少校——就是之前在走廊里遇到舍尔的那个年轻军官——端着咖啡走进来。他看到元帅的表情，犹豫了一下。
“长官，您的咖啡。”
“放下吧。”提尔皮茨没有抬头。
穆勒把咖啡杯放在桌上，准备离开，但提尔皮茨叫住了他。
“卡尔。”
“在，长官。”
提尔皮茨抬起头，看着这个年轻军官。穆勒大概三十五岁，金发，蓝眼，标准的普鲁士军官长相，眼睛里还闪着那种对海军、对帝国的热情。
“你看了战报吗？”提尔皮茨问。
“看了，长官。”穆勒挺直腰板，“一场伟大的胜利！虽然我们有损失，但……”
“但什么？”
穆勒犹豫了一下，但年轻人的直率还是占了上风：“但我们证明了德意志海军不逊于任何人！英国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了！”
提尔皮茨苦笑。同样的论调，从皇帝到年轻军官，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选择性忽略那些冰冷的数字，那些残酷的现实。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穆勒有些意外，但还是坐下，保持着军人标准的坐姿。
“卡尔，你在海军多久了？”
“十二年，长官。从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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