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雾像裹尸布般缠绕着索姆河畔的土丘。
清晨五点，天色仍是铅灰，战壕前沿的铁丝网上挂着霜。金顺植趴在泥泞里，手指冻得发紫，却死死攥着那支三八式步枪。枪托上的菊纹章在昏暗天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色泽——那是樱花国的标志，此刻却握在一个曹县人手中。
“起来！全部起来！”
生硬的日语在战壕里炸开。佐藤中尉——一个三十岁上下、嘴唇上留着仁丹胡的樱花国军官——正用皮靴踹着蜷缩在角落里的士兵。他是这批“劳务人员”的督战队指挥官之一。
“半小时后进攻！检查武器！不想死就往前冲！”
金顺植麻木地爬起来，拍掉军装上的泥。这套灰色的“工作服”粗糙得像麻袋，袖口已经磨破。他身边挤着上百个同样面孔的年轻人，大多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眼神空洞，嘴唇干裂。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在寒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他们已经在这条预备战壕里趴了两天两夜。从马赛港下船，坐火车北上，再被卡车像运牲口一样拉到这片法国北部的平原。英国军官用英语下达命令，樱花国军官用日语转译——或者说，咒骂着转译。训练？只有三天。教了如何拉开枪栓，如何趴下，如何跟着前面的人跑。
“记住，”佐藤中尉曾站在队列前，用所有曹县人都能听懂的蔑视语气说，“你们能来这里，是皇军的恩赐。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家里能拿到钱。死了的……至少你们家人能拿到抚恤金。”
恩赐。金顺植咀嚼着这个词，胃里翻涌起酸水。他想起了仁川港的绳索，想起了货舱里窒息的恶臭，想起了母亲在他被拖走时撕心裂肺的哭喊。弟弟顺泰才十五岁，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了。
“金，你在发什么呆？”
同乡的朴永浩碰了碰他的胳膊。永浩比他大两岁，脸上有道新鲜的鞭痕——昨天训练时动作慢了半拍，被佐藤用刀鞘抽的。
“没。”金顺植摇头，从怀里摸出那个护身符。破布上绣的平安符已经污损，母亲的针脚在昏暗光线下依稀可辨。他把它贴在额头，低声用朝鲜语说：“妈妈，我会活着回去。”
“做梦吧。”旁边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冷笑。他叫李成灿，读过几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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