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与稳妥，如何考量全局与局部，如何运用臣子的才智又保持最终掌控。
人，果然还是得听劝，尤其是听这等老成谋国者的劝。
“先生高见，鞭辟入里，老成谋国，朕以为善。”
朱由校由衷赞道，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他随即吩咐侍立一旁的王承恩：
“让司礼监即刻拟一道敕书，申饬三边总督孙传庭。
军国大事，自有朝廷法度与章程，即便事涉机密，需专折密奏。
亦应同时呈报首辅与兵部，以备咨询，岂可过于逾越程序？此风不可长。”
“是。”王承恩应下。
“朕再亲书手谕一封给他。”朱由校补充道。
“敕书与手谕，一并交由仍在京的李洽带回。
告诉孙伯雅，其策朝廷自有公议，让他安心在西北整军经武，等候朝廷正式诏命。
不得妄动，亦不必焦虑。”
孙承宗在一旁听着，心中甚慰。
皇帝此举，既有敲打，以示朝廷纲纪与程序之重。
又有体谅，通过私信安抚重臣之心。
更明确了后续流程，防止边臣因焦急而再生事端。
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保全了边疆大吏的颜面与积极性。
他的这位学生，在处理复杂人事与权力平衡上，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睿智的帝王了。
奏对已毕，朱由校却似乎意犹未尽。
他感受到这种在相对轻松、专注的氛围下与重臣深入探讨国事的益处。
“王承恩，再传朕口谕。”朱由校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
“今日文华殿日讲，朕所获甚多。
着大学士刘一燝、南居益、礼部孙慎行，于今日下午，再至文华殿后殿。
为朕进讲《尚书》与《资治通鉴》篇章。
其余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
亦须着手准备各自专精之学问或实务心得，随后听候经筵、日讲宣召旨意。”
这道口谕，并未完全遵循以往由翰林院、礼部选定吉日、拟定讲官。
正式上奏批准的繁琐仪制。
而是以一种更灵活、更亲近的方式，直接指定讲官与时间。
这固然有些“不合礼制”，却恰恰体现了皇帝试图打破常规。
更直接地与核心重臣进行深入、常态化学问与政策交流的意图。
在这种非正式的“小经筵”中，君臣或许能更坦诚地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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