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指石屋：“进来说吧。阿亮，叫两个人守着车。其他人，散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进了石屋，里面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
陈设简单，一张旧木桌，几条长凳，墙上贴着些早已发黄的文件和褪色的奖状。
杨支书让我们坐下，自己走到角落，从一个铁皮罐里捏了点碎茶叶，用暖水瓶给我们倒了三碗浑浊的茶水。
“第一次是三年前。”杨支书坐下，慢慢开口，声音干涩，“说是省城什么‘扶贫助教基金会’的。来了五六个人，开着小车，带着摄像机。说要给我们村小捐建一个图书室，还要修一条从村口到小学的路。我们高兴啊，出人出力，全村老少跟着忙活。他们拍了几天照片，录了像，说回去就拨钱拨物资。结果人一走，再没音讯，后来才听说，那基金会的头头卷了钱跑了。”
“第二次是去年。”阿亮站在门口，闷声接话，拳头攥得紧紧的，“来了一伙人，说是搞‘生态旅游考察’，还带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说要搞义诊。我们信了。结果他们在后山转了几天，偷偷摸摸放倒了两棵老金丝楠，连夜拉走了。那几个‘医生’，在山里下了套，抓走了好几只白鹇，还有一只老穿山甲。等我们发现，人早没影了。”
杨支书苦笑：“第三次，就是上个月。来的人少，就两三个，说是送温暖，带了点旧衣服和快过期的饼干。结果在村里瞎转悠，跑到后山老祖坟那片，东拍西照，还想去动那些老碑。阿亮他们气不过，才想了……想了那个法子。”他看了阿亮一眼，阿亮别过头。
“从那以后，我们定了规矩，只要是陌生车子，特别是外地牌，走老路过来的，一律当贼防。”杨支书看着我们，一脸没办法，“吓不走，就赶。赶不走……那就没办法了。村里就剩下些老弱妇孺，年轻人都出去了，我们得守着这点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再让人祸害了。”
屋子里一时沉默。
只有山风穿过破旧窗棂的呜呜声。
刘月低着头，手指飞快的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记录着，相机放在腿边。
她没抬头，但我能看到她握着笔的手指很用力，指节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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