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无忧宫，御前会议室。
长桌两侧坐满了人
陆军总参谋长毛奇、海军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元帅、外交国务秘书雅戈、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普鲁士战争大臣……
艾森巴赫坐在长桌的一端，皇帝特奥多琳德的右手边。
他微微靠着高背椅，听着法金汉汇报西线部队的警戒部署，蒂尔皮茨则语气激动地强调舰队必须进入戒备状态，提防各种可能的威胁，也要警惕法国海军借机动向北海试探。
老了。
这个念头再一次不合时宜地浮上心头。
不是第一次了。最近这两年这种感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顽固。
七十了。他今年整整七十岁了。在容克贵族里这不算特别高龄，贝格曼那个老家伙和自己同岁，孙子都能骑马打猎了，整天乐呵呵地念叨着要教重孙认地图。可艾森巴赫自己呢？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已经运转了太久的精密钟表，齿轮间的磨损日益明显，每一次摆动都需要耗费比以往更多的能量，而那股驱动它的动力正在不可逆转地衰减。
以前面对这样的危机会议他会是绝对的核心，大脑飞速运转，权衡每一方的利弊，预判每一个对手的反应，在争吵中精准地插入自己的意见
引导、说服、甚至压制，最终将所有人的思路拧成一股绳，指向他预设的方向。
那是他的战场，他游刃有余。
可现在他听着法金汉和蒂尔皮茨的争论，听着外交大臣雅戈谨慎地分析伦敦和圣彼得堡可能的态度，听着财政大臣哭穷说紧急动员需要多少额外的拨款……
他依然在听，在分析，在脑中勾勒着局势的脉络和可能的应对方案。
但疲惫感浓罩着他，不是智力跟不上，而是心力的懈怠。
一种又要来一次、又要争吵不休、又要平衡各方、又要面对那个该死的戴鲁莱德的厌倦
他知道该怎么做。
与英国紧急沟通，但不可尽信；对法国强硬示警，但留有余地；军队动员要快，但要控制在防御性范围内，避免过度刺激；舆论上要抢占先机，揭露法国野心，团结国内……
这些在他和克劳德·鲍尔讨论时脑子里就已经有了轮廓。
那个年轻人的补充虽然有些理想化和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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