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也不关心的艺术理论的知识分子。
她恨。恨这座城市的虚伪，恨那些人的冷漠，恨自己无能，最恨的是，她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她不敢回家。没脸回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口袋里连一张回程车票钱都凑不齐，怎么回去？告诉母亲，您牺牲了一切供我追求的梦想，在维也纳一文不值？告诉她，您的女儿不仅没能成为艺术家，甚至快要活不下去？
于是她不回信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两周，到一个月，到几个月。母亲的来信从一开始的频繁，到后来的小心翼翼，最后只剩下一封封简短的信，里面只絮叨着林茨的天气，邻居的琐事，反复叮嘱她注意身体，钱不够一定要说。
她知道，母亲猜到了。那个总是能看透她所有小心思的女人，怎么可能猜不到女儿的窘迫？但她从未在信里说破，从未催促，从未抱怨。只是默默地把家里能省下的每一个铜板寄往维也纳那个永远不够确切的地址。
最后她对这座艺术之都没了任何留恋，为了生计，她不得不一路向北流浪
然后，她遇到了顾问阁下。
列车驶过一座铁桥，桥下是多瑙河的支流，河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她下意识地摸了摸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面除了几份需要在路上审阅的、关于在波美拉尼亚地区开展宣传工作的计划草案，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
那是她过去薪水的大部分。帝国资源总署高级文员的薪酬，远超她的预期。更不用说作为宣传科实际负责人的特殊津贴。她数出足够在柏林租下一套体面公寓、雇用一个女仆、并让母亲过上舒适生活的钱，剩下的全部塞进了这个信封。沉甸甸的。
她想象着母亲看到这些钱时的表情。不是欣喜，一定是先担忧地问她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她得好好解释，慢慢说，关于总署，关于顾问阁下，关于她正在参与的、伟大的事业。
她会告诉母亲，她不再是那个在街头挨饿受冻的落魄鬼
她现在有体面的工作，有明确的理想，有愿意追随的领袖。她正在绘制比任何油画都更宏大的蓝图
列车减速，售票员有些慵懒的喊道：“林茨。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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