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相信契约会被履行，甚至不再相信明天会到来。
这就是……经济危机。
克劳德即使早有心理准备，即使知道1912年的这场风暴大概率不会达到1929年大萧条那种毁天灭地的程度，但亲眼看到其破坏力以如此迅速的扩散，依然让他一个曾经生活在21世纪和平年代的人震撼
他这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巨婴
前世活在和平崛起、国力日盛的东煌，经济波动自然也有，甚至经历过大下岗的阵痛，但从他懂事起，听到的、感受到的，是国家对经济那强有力的、无处不在的调控之手。
央行放水、收紧银根、四万亿、去杠杆、供给侧改革……这些词汇背后，是国家机器对经济周期近乎本能的干预和托底能力。
他习惯了有形的手总是在关键时刻，至少试图去托住下坠的石头。
他习惯了国家信用几乎是无限的，银行永远不会倒闭，存款总是安全的，股市有涨跌停，楼市有政策调控……他习惯了在一个父母会竭力兜底的社会经济环境里思考问题，即使这父母有时也会犯错，有时也力不从心，但那种最终不会彻底崩盘的潜意识，早已深入骨髓。
所以，当他最初面对伦敦金融城燃起的烽烟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信心，舆论引导是国家喊话，是类似于国家队救市、央行无限流动性支持那样的来自上层的强力干预。
他下意识地相信，或者说期望，德意志帝国这个国家机器，能够迅速、有力地介入，切断恐慌的传导链，稳住基本盘。
但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意民众究竟是死是活，哪怕是修正主义时期的苏联也是同时期对抗天灾最有担当的政府，救灾是社会主义政府的职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宪法从没有保证这一点
而德意志帝国，是容克地主、工业巨头、金融资本和君主官僚的复合体。它信奉的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脆弱的平衡，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央银行相对独立的金本位教条。
银行是私人的，或半私人的，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向股东负责，是保全自己的资产，而不是充当国家的稳定器。当挤兑潮来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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