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充满风险，稍有不慎同样会引发恐慌。”
“它们现在就处于麻醉状态，顾问先生。”
“信誉破产，资本受损，舆论汹汹，连他们自己都惶惶不可终日。这正是动手术的最佳时机。”
“您所说的风险，是技术性问题。而您构想中的输血与项圈，是战略方向问题。在我看来，后者风险更大，因为它会让病根深种，未来发作时，毒性更强，手术也更难做。”
“至于恐慌？恐慌源于不确定性。如果帝国能清晰、有力地向市场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是在毁灭金融体系，而是在重建一个更安全、更透明、更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新体系，并且有足够的决心和步骤来保障这个过程平稳过渡，恐慌反而会平息。人们害怕的是未知的崩塌，而不是有蓝图的重建。”
“况且，您真的认为，您所设想的方法就能有效驾驭那些在金融市场浸淫数十年、关系网盘根错节、精通法律和规则漏洞的银行家吗？”
“他们有一万种方法让那些看似有力的条款变成一纸空文，或者将您派去的人变成他们的一员。”
资本的同化能力，远超您的想象。与其幻想驾驭一头假装温顺的野兽，不如将它分解成更容易管理的、功能单一的部件。有些部件可以保留，有些必须改造，有些……则应该被送进博物馆，或者无害化处理。”
克劳德沉默了。对方的观点尖锐，甚至有些极端，但并非胡言乱语。
事实上，从后世的历史经验看，她对金融资本侵蚀性和规避监管能力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颇具前瞻性。
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些银行是如何在政府救助后继续我行我素，如何利用复杂金融工具规避监管，如何将风险社会化、利润私有化……历史似乎总在循环。
“女士，分解重组，功能剥离……”这需要极其周密的法律设计、强大的政治决心，以及……精准的执行。这比简单的注资监管，要复杂得多，也激进得多。议会，利益集团，市场反应……阻力会超乎想象。”
“任何触及根本的改变，都会有阻力。区别在于，是现在承受，还是未来承受，以及承受多大的代价。”
“顾问先生，您害怕阻力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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