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缰绳。”
“很务实的说法，鲍尔顾问。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党内一些同志对我的批评，说我已经忘记了红旗最初的颜色，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在议会里讨价还价的政客。”
“您没有忘记，沙伊德曼先生。您只是比他们更清楚，红旗需要插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才能飘扬。一片被金融风暴彻底摧毁、被绝望和饥饿笼罩的土地，插上再鲜红的旗帜，也只会更快地褪色、被风吹走。”
“伦敦的工人们用鲜血证明了勇气，但也证明了没有准备、没有组织的勇气，只是昂贵的牺牲。”
“所以，”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先和……皇帝陛下的顾问合作，给那些逼得伦敦工人走上街头的银行家们套上缰绳，哪怕这缰绳的另一头，握在皇室和容克们的手里？”
“缰绳的一端，必须握在有能力拉动它的人手里。在当前的德国，谁有这个能力？是议会里吵吵嚷嚷、席位刚刚被选民抛弃的社民党？还是街头那些满腔热血但一盘散沙的工人？”
“现实是，陛下、总署、甚至一部分愿意看到金融秩序稳定的容克和实业家，是现阶段唯一有可能拉动这根缰绳的力量。拒绝与有可能拉动缰绳的力量合作，就等于把缰绳彻底交给野兽，或者眼睁睁看着它继续横冲直撞，直到把所有人都拖进深渊。”
“社民党可以继续扮演高尚的反对党角色，在议会里投下反对票，在报纸上撰写批评文章，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麻痹工人的改良主义糖丸。这很容易，也很安全，能保住理想主义者的名声。”
“但然后呢？然后银行家们会松一口气，他们会变本加厉。然后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更多的家庭破产。然后街头会积聚更多的愤怒”
“而那时，站出来收割这些愤怒的，可能就不再是呼吁理性改革的社民党，而是更极端更不负责任的力量。伦敦的悲剧可能会在柏林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沙伊德曼先生，您比我更了解工人，了解他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面包能暂时平息饥饿，但无法消除不公带来的愤怒。”
“如果我们现在不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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