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咖啡馆中我听过许多声音。”
“他们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或者一个共同的繁荣愿景，就能把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日耳曼人捆在一起。”
“我也这么认为，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捆绑是脆弱的。”
“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或者繁荣的蛋糕分配不均，裂痕会比之前更深。也如同你所说，这需要胜利。而奥匈帝国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而是不同。”
“不同？”
“是的。玛利亚·特蕾莎能做到是因为她在继承战争初期虽然失利，却守住了核心，并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帝国的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了中央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带来的秩序与安全。“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没有民族自决这个锋利的词。”
“而如今时代不一样了。民族不再只是地域概念，而是身份认同，在这种思潮下单纯的共同目标就像在流沙上筑塔。”
“奥匈的问题不是缺乏目标，而是缺乏在民族主义时代维系多元帝国的合法性基础。”
“女士，”克劳德缓缓开口，“您阅历虽自谦不多，但洞察却入木三分。玛利亚·特蕾莎的时代，国家是君主的私产，而如今国家是民族的归属。这中间的鸿沟确实不是几个协同框架或经济纽带能轻易跨越的。”
“冯·鲍尔阁下，”她忽然开口，“您看待事情的方式很独特。恕我冒昧，不知您的家乡是哪里？”
克劳德没想到话题会如此突兀地转向自己，但他神色未变，平静答道：“普鲁士，女士。我是个标准的北德意志人。”
“普鲁士……是吗？可我感觉您并不像典型的普鲁士人。”
“哦？不知在女士眼中，典型的普鲁士人该是什么模样？”
“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直接，他们信奉铁与血，认为世界的秩序只能通过剑与盾来建立。他们严谨，甚至到了刻板的地步。”
“但您不同，阁下。您当然有普鲁士人的严谨和务实，但您更有一种一种迂回的智慧。“
“您似乎更愿意用分化和绑定来解决难题，而不是一味地展示肌肉。这很有意思。”
隐德来希女士说罢，优雅地提起裙摆站起身。
“冯·鲍尔阁下，很高兴与您在此处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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