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就能随意制定法律逼迫人民就范，法律的权能就此落在拥有制定权的国家统治者、拥有解释权的士大夫，以及执行权的官吏手里，奴役着百姓。
让一个既得利益者，或者不会被处罚的人去解释，那这条法律就永远没有缺陷，毕竟他不会因为这条法律的缺陷受损；但那些真正被法律所迫害的人，又没有能力去修改这条法律，这些供御囚就是受到了这样的困境。
拓跋鲜卑还是部落联盟的时候，有简单的习惯法，但后来发达了，入主中原统北百年，适应中原的魏律该是个什么样子的，鲜卑人搞了很多年，也没完全搞清楚，可能孝文帝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太和律》，但后来僵化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而后到了东魏，军政和国政事务繁多，已经不统一了，没有强大的皇权支撑，法律也沦为了官员们的玩物，称之为“变法从事”。
高洋刚登基的时候，因为革故鼎新，官员们都还奉守国法，然而天保六年以后，高洋逐渐昏丧，用杀人来满足心意，这时法律的初衷，就从竖立高氏威严，维护齐国统治，变成了取悦主上，杀人媚人。
既然思路变了，那执行也就变了，齐国人民赶上了好时候，无论是贼盗的还是违制的，诈伪的又或者是毁损的，都有很大概率升级为最高规格的死刑和典藏版虐杀。
许多人甚至被诬告造反，或怀念旧魏、诋毁大齐而被捕入狱，这已经不是人们违背法律而变成了罪犯，而是自上而下被扭曲的法律强迫着人们变成罪犯。
其中的确是抓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犯人，他们也应该遭受处刑，但更多的是被恶意曲解的法律框住的普通人，成为了满足高洋杀戮欲望的贡品。
所以高殷从杨愔那得到了这批死刑犯的资料后，将其中可以用的人筛选出来，分成不同的类型，“凶犯”，“清白子”，“不良人”，“百姓”。
凶犯已经被他暗中处死，留在辑事厂的是清白子，不良人和百姓则另有任务。
汇报完了事情，周逸退下，膳房带着宵夜而来，高殷正准备用膳，忽然传来通报，说段妃又差人来送宵夜，高殷便将自己膳房准备的宵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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