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现场发生的事，应该让他十分得意：“宇文护为掩饰尴尬，便说养兵耗重，费用日糜，我等便言至尊改革均田，盐酒改榷，国家收入较之天保时成倍增长，宇文护闻之，面色都变了，若非我等为使者，只怕难以走出军营啊！”
杨愔说得得意洋洋，在使者的心中，都有一个外交梦，就是在对方的国君面前大谈本国善政，让对方君主思而慕之，恨不为本国一下臣，对方若气急败坏、毫无风度，那就更爽了。
他也不怕说出这些改革，会被周国抄了作业，原因就在于同样的事情，高殷做得，宇文护却做不得。
高殷是大齐正统太子，完美的帝国继承人，在法统上毫无对手，这种名分上的压制，可以说比洋子这个半道接班的前任还要强大，只要坐稳了帝位，就是齐国唯一的领袖，对于国内的事务有着极其庞大的掌控力度。
即便如此，高殷改革时也不得不考虑诸多勋贵和宗戚的利益，若不是他继承了洋子最尖利的刀，自己也有一支强军，只怕这改革也推行不下来，光是娄昭君代表的勋贵和李祖娥身后士族们的阻力，就能让他棘手数年，最后不了了之。
在周国内部，这个矛盾更加尖锐，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将军功集团立为军事贵族，和他们牢牢绑定的同时，也将大部分的经济利益割让了出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制度的长处不在法治，恰恰在于人治，要挑选出足够有才干和忠心的部下，才能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哪怕是宇文邕收揽兵权，改诸军军士为侍官，表示军队全部从属于皇帝，在具体的军权分配上也要选择可以信赖的部下去执行，没有落实的制度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谈。
因此在杨坚攫取中央朝权后，依然会爆发出三总管之乱，某种意义上，周国还真的和千年前的周朝一样，是军事上的分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