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汉文帝首次下罪己诏开始，便在诏书内篇指出如果君主缺乏仁德，施政失当，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警示君主，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灾异是君王失德引发的人祸现象。
通过罪己诏，表明自己积极主动补救过失的态度，巩固政治形象，这在政治上是对一定会发生灾异的现实无可奈何的救场行为，也在侧面烘托起了自己是天命之子的身份，属于非常成熟且有勇气的政治手腕，而这也成了部分臣子攻击皇帝的好手段。
所以西汉后期“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反正不能只有皇帝自己担责，位高权重的三公也要跟上，从汉成帝开始就以灾异为由甩锅三公，并以此干掉了丞相翟方进，开启了借天象进行政治斗争的争权形势。
到了曹魏时期，这个制度又被曹丕给废止了，曹丕颁布了《灾异免策三公诏》，明确指出天象异常是上天对君主的警示，也就是提醒君王将有劫难，所以与三公没有关系，也不准弹劾三公，将三公甚至君王引发灾异从过去时改成未来时，给天意加上了预知祸福的属性，不仅大大强化了君王和天意的威严，还平息了政治斗争，皇帝和朝廷高级官员间也能留下缓和的余地，可以一同承担灾厄的责任并予以解决。
所以回到此刻的齐国朝堂，这些消息在政治上对高殷有着恶劣的影响，若说天保时期的灾荒是天保帝的责任，乾明皇帝只是一个接烂摊子的，那在乾明元年春季出现的旱灾，按西汉时期的说法，就有些老天不给高殷面子的意味了。
好在经过曹丕的制度修正，这准备打刚即位的高殷脸的旱灾，转眼变成了对高殷的示警，从高殷失德、德不配位的天意判断，变成了对高殷进行国内将有大事发生的警示，而高演主导的“前太保案”恰好可以对应，于是乾明元年春季的这场旱灾便有了说头；
同样的，因为前些年的灾害引发的乾明初期的百姓饥敝，也可以用次年尉粲主导的“后太保案”给套进去，高殷在当时也进行了一出齐国般的“打勋贵分田地”，着实救活了不少人，也给这场饥荒考试递交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
然而政治的解释并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