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大量不是高殷想要重用的臣子上位得权，后世的经验在此刻已经帮不上忙了，即便是高殷，也只能是暂时默认，当做既定事实。
同时还要考虑将来要重新整合在一起，齐国重新回归到一个帝国该有的一个中心的概念，这些人又会被裁撤或者外放，所以高殷有意地控制着某些官位空缺，将复数职事以兼任的形式压在一个臣子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时期的重臣多数有着影响甚至威胁皇权的能力：
做事的人就有着一线的情报和做事的权力，同时因为国家形势的变换，权力又在动态的变化，把握或处理不好这一点的君王就会被臣子窃取权力，最终不是被倾覆，就是被迫制造一场又一场的大清洗。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就出现了眼前这一幕颇为滑稽的场面：
邺城皇都正儿八经的朝廷度支尚书留在晋阳处理军务后勤，夺走了本属于并省度支尚书的职责，而他留在国都的度支部的职务，则被皇帝转交给了尚书令；这实际上是高殷想要自己过问、管理一部分的度支事务，所以以高睿为中介，让他代为履行杜弼的职责。
这种扭曲的官务模式在这个时代普遍存在，毕竟朝堂上的官爵尊卑怎么安排都是人事，现实庶务还是要有人处理的，也多是处于一种事急从权的角度进行考量，高殷初回邺都，对各部门这一年的经历和转变在晋阳能收到情记，但终究不如他自己亲自查看、体会来得快。
等他熟悉了现在的形势、重新掌握住邺都的脉络——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高睿就可以解放出来，去晋阳接替杜弼管理后勤，而杜弼也就能从晋阳脱身，回到邺都履行属于他的本职工作。
因此就让主动引咎承担灾异未平的高睿负责度支部的事务，一方面是作为他上道的信赖回应，说明高殷自己并不责怪他，大家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把这个“天象的警示”给平息掉；
另一方面则是为将来嘉奖他打底，让他有一份出色的政绩，能够再次去晋阳全权负责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