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领、塑造自身形象、争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自身的天命，像爱新觉罗·载淳原本的年号应该是“祺祥”，然而慈禧发动政变，大学士周祖培便提议用“同治”，取两宫太后临朝同治之意，也就有了后来的同治帝。
在这南北朝时期，对年号的附会和解读只会更加狂热，如高洋的“天保”被拆作“一大人只十”，意思是只能做十年天子，而周国攻齐，高纬跑路后，高延宗被部下拥立为皇帝，改年号为“德昌”，即位二日便被俘虏，有人就将德昌的昌字说成是二日，暗合帝运。
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年号这种象征正统与独立的符号，自然不可能由西梁独自决定。像萧詧在位的年号是大定，周国年号保定，两国梦幻联动，也暗含保护大定的意思，如果萧岿年号不小心撞了什么忌讳，就压了周国的势头，所以由周国来决定，同时彰显出对西梁的控制。
这件事在未来就有所体现，萧岿之子萧琮即位的年号乃是广运，繁体字为“廣運”，運拆开就是军走，而廣则是隋帝之子、晋王楊廣，所以西梁的百姓都很恐慌，说自己的君王最后要被晋王的军队运走。
这是件严肃之事，宇文护与属僚们展开讨论，最终在各方议论下，敲定了一个有趣的年号——
天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