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协攻的感激费用也要算上，这一战靡耗的粮草资财已经堆成一个天文数字，高殷看了一眼汇报后立刻丢出手中，生怕被那账目烫死，好一会儿平复心情后才敢拿起来，胆战心惊地强迫自己接受，说实在的，他是由衷地感受到了那些被自己凌虐的人们的心情。
可不做这些事，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那些被压榨剥削杀戮的人们的付出也就白白浪费了。
所以高殷也只得硬着头皮维持着庞大的开销，要再算上齐国本身就固有的运转费用，还有近来生下皇子而必须对老天和子民们进行的表示，光以区区高洋留下的天保家底是遭不住他这么用的，也就是高殷在登基之初就停止了许多工程的建设，并进行了多项经济改革，还有打了尉粲、娄氏为首的勋贵团体的秋风，才能支撑起这些消耗。
饶是如此，国帑也消耗了大概三百亿钱的资金，这两年的高殷说自己一分钟几百万上下不仅不夸张，还有些保守了。
因此高殷才会把元文遥革选贵游子弟，遣齐士之为县的改革提前搬了上来。
虽然随着国家的安定，顶级的世家也都归附了齐国，但他们的总量远不如各中小世家凝结成的世家团体，许多世家实际上并未投资齐国，不管是魏还是齐，他们都利用家族的声望和根基经营着自家乡土，形成一个个小型庄园经济体，齐国吃不到他们的赋税和人力，虽然有两千多万的人口，却有五百万左右没贡献出人口红利。
这太可惜了，也不符合皇权的需要，因此高殷才会半强迫地命令贵游子弟们为县宰，亲自任命并督促上任，这样就是用皇权强行把他们绑上齐国这辆战车，只要进入了体制，就可以用体制的力量对他们进行评价和改造，再怎么不愿意，也至少得做完一任——而要是做得好，国家也不会轻易放过，不是留任就是升官。
名与器不可假于他人之手，相对的，获得它的途径也艰难，而享受了做官的好处以后，也很少有人能够拒绝继续升迁、掌握更多的权力，因此这些贵游子弟就会转化为齐国的新官团体，和原先的齐官们又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自成一个派系——既是世家子弟，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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