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被风吹到远方，在自由的风中将今日的恩遇反复品尝。
品尝了情事的美味，高殷也将心思收回到前朝政治中，准备对佛教进行一番大动作：
辩理成讼。
简单来说，就是把僧人变成后世的律师。
这种想法在不了解齐国乃至南北朝政治的人眼中很匪夷所思，一个是辩经的，一个是辩法的，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但实际上，高殷这种想法并非凭空杜撰、无根之水，而是在充分利用南北朝时期已有的制度土壤。
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明帝时期，三国也体现了中国受到佛教许多影响，比如曹睿建造佛寺、曹植发明梵呗，康居国的僧人康僧会祈获佛舍利感化孙权，让孙权在江南建立了第一所佛寺“建初寺”，也是江南佛教发展的起点，这就导致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的朝廷就已经开始从僧人中选任僧官来治理僧事了。
国家是一个由领土、人民和典章制度构成的整体，而文明的定义则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打个比方，若一个后人深度钻研唐朝典籍，推崇唐朝文化礼俗，自以为唐朝人，那么说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唐人也不为过。
因此在某些时候，即便国家没有领土，也可以构成一部分“国家”的概念，正如人们认为魏禅让则亡，齐受禅则兴一样，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但名义上的归属已经转变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僧人是用宗教信仰扎根于中国土地的“佛国”子民也不为过，他们和普通的百姓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自认为是修行佛法的教徒，奉行的是佛教典章，俨然是镶嵌在中国皇权中的国中之国，和各大王朝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水牛和牛椋鸟的共生关系，王朝借助佛理巩固统治，而僧人们借助朝廷的供养来延续传承。
因此可以说，研究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乃至隋唐，不描写佛教，就等于没有写。
杜牧《江南春》中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实际上南梁时期的寺庙不止这么点，而是足足有两千八百所寺庙，八万僧尼数量也比宋、齐之世多了接近三倍；
相比之下北朝更是重量级，在如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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