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心里记了一笔，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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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员的适应速度比沈星冉预想的快得多。
原因很简单,钱到位了。
年薪十万。1992年的十万块，在京市能买一套两居室。这二十个人在研究院里，月薪加补贴撑死三四百块，一年下来不到五千。沈星冉一张嘴就是他们二十年的工资。
钱卫东第一个月的工资到账那天，对着存折看了三遍“真给啊。”
旁边制药方向的组长李淑芬,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研究员，把自己的存折凑过来。
“我的也到了。”
两个人对着存折沉默了。
从那天起，没人摆架子了。
钱卫东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工地，比工人还早半小时。
李淑芬在兆阳那边更狠，直接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隔壁的值班室，说“住招待所太远，跑来跑去浪费时间”。
其他十八个人有样学样。KPI考核表贴在办公室墙上，每周更新，红笔打勾打叉，谁落后一目了然。
半个月之后，一件谁也没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特派员和义安帮的人，打成一片了。
起因是仓库搬货。三台FC-7200的配件箱又重又大，阿辉带着四个义安的年轻人在搬，钱卫东看不下去了那些配件精密得很，磕一下就是几万美元的损失。他撸起袖子跑过去指挥。
“这个箱子不能竖着放！横着！横着搁！”
阿辉一边搬一边咧嘴笑：“钱工你别急，我们干惯了的。”
“你干惯个屁！这里面是光学对位组件，精度零点零一毫米，你给我磕了我拿你抵！”
阿辉不笑了，认认真真把箱子放平。
那天晚上，阿辉请钱卫东在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两个人喝了三瓶啤酒，钱卫东教阿辉看设备参数表，阿辉教钱卫东用粤语骂人。
第二天早上，钱卫东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嘴里冒出来一句：“收皮啦！”
旁边的处级干部惊了。
一周之后，沈星冉发现整个通讯厂的氛围都变了。
特派员说话开始带粤语尾音，“嘅”、“咩”、“喇”挂在嘴边；义安那帮年轻人则开始认真看技术手册了。有天她路过仓库，看见纹着龙的阿财捧着一本《通信原理》蹲在墙角啃，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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