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细分影响因素。
比如说产业根基，欧美发达国家，主要靠高端制造业、精密工业、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服务业等，企业盈利能力强，人均GDP高，全员劳动生产率顶尖，中小企业规范，灰色经济极少。
还有社会契约共识的培养，一个正常的发达国家，劳动参与率一定很高，男女都需要上班，退休年龄也应该合法合理，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
各行业劳资必须平衡，不能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要尽可能的藏富于民，全民富裕。
这是社会契约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问题。
努力工作等于高收入，高收入自然愿意高税收，最终才是全民高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那些没有社会契约的国家，首先第一点，劳动参与率极低，不是不愿意劳动，而是工资太低，祁同伟还听说过付费上班。
在那种没有社会契约的国家，如果你不铤而走险，去发横财的话，70%甚至80%的人，一辈子注定只能是底层，收入绝对高不起来，公务员体系臃肿特权化，财富只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这就是缺乏社会契约的直观表现，会越来越不健康。
缺乏契约的结果，要么就是希腊那样，工会强势绑架财政，强行全民高福利，伪福利。要么就是某国那样，公务员退休后，退休金上万，农民退休后，退休金一两百，甚至都没有一两百，大批‘灵活就业’的年轻人工资覆盖不了社保，只能被迫躺平，看看小说，刷刷短剧，打打游戏，宅在家里，不想结婚更不敢生娃。
福利，要普惠、公平，要跟着需求走，不跟身份走。
要做到高薪+高产出+严税收+强监管，让国民自己赚钱养福利，良性循环。
这是祁同伟的野望，他是农民的孩子，更加渴望平等，他希望这些信任自己，不怕严寒，移民过来的格陵兰公民，不再像原国度那样，总想往外面跑。
制度公平合理了，福利可持续了，自然就不会总想着往外面润了。
要想公平，最需要约束的就是公务员这一特殊群体。
在立国之初，祁同伟就在《格陵兰共和国刑法》第八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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