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得很清楚——那不是怀疑，不是审视，而是一种更诚恳的、几乎是关切的东西。
“团长，”他说，“我跟你也有些日子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大概心里有数。你不像别的长官那样贪生怕死——你不打仗，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你不想让弟兄们死。这一点，我看得出来。”
陈东征愣了一下。
赵猛继续说：“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我要说的是——不管你在想什么，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得打起精神来。你是团长，上千号弟兄看着你。你要是垮了，队伍就散了。”
他把酒壶拿起来，喝了一大口，然后把剩下的酒倒在地上。酒液渗进青砖缝里，发出一阵细微的滋滋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香。
“这酒不喝了，”赵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团长，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
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回过头。
“团长，”他说，“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沈组长那边……”赵猛犹豫了一下，“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别憋在心里。憋久了，会出问题的。”
他走了。脚步声穿过院子，渐渐远去，消失在宅院外面的嘈杂声中。院子里有人在喊“开饭了开饭了”，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夹杂着一股腊肉的香气，从伙房那边飘过来，弥漫在整个宅院里。
陈东征坐在太师椅上，看着赵猛消失的方向，很久没有动。夜风吹进来，凉飕飕的，带着腊肉的香味和远处士兵们的笑闹声。他低头看着地上那片被酒浸湿的砖缝，心里翻江倒海的。
赵猛看出来了。他看出来自己有心事。但他以为那是在为队伍的前途担忧，为弟兄们的死活操心。他不知道自己在为一个女人失眠，为一个民国女人，为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十岁的女人。
陈东征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根烟，点上。烟雾在灯光下缭绕，像一缕缕灰色的丝线，飘向头顶的黑暗。
“我差点跟一个国民党营长说‘我在想一个民国女人是不是喜欢我’，”他自言自语地说，声音很轻，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我一定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