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上回来的那天晚上，沈碧瑶没有睡。她躺在行军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帐篷顶。月光从缝隙里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细细的银线。她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远处哨兵走动的脚步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她在想白天的事——想她说“我知道”的时候陈东征的表情，想他说“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死”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想他站在山顶上看着远处的山，像一个走了很远的路、不知道还要走多远的人。
第二天傍晚，她又去找他了。他坐在营地边上的石头上，看远处的山。她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两个人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西边的山岭上慢慢滑下去，把天空烧成了一片暗红色。
“陈东征，”她忽然开口了，“我跟你说说遵义的事吧。”
陈东征转过头，看着她。
“我被红军关在遵义的那三天，”沈碧瑶说，“你想听吗？”
陈东征沉默了一下。“你想说，我就听。”
沈碧瑶看着远处的山。山在暮色中变成了深蓝色，一道一道的，像凝固了的波浪。她想起那三天，想起那些她以为自己会忘记、但一直忘不掉的事。她想起那个给她红薯的红军战士，想起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兵，想起他们在清晨唱的那首歌。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个梦。
“他们把我关在一所学校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两个人抱不过来。第一天晚上，有人送来一桶稀饭，打饭的是个年轻战士，瘦得很，颧骨突出来。轮到我打饭的时候，桶里的稀饭不多了，只有汤。他从旁边的篮子里拿出一个红薯，塞到我手里，说‘没了，吃这个吧’。红薯还是热的，烫手。”
她顿了顿。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晚饭。他把红薯给了我，自己饿了一晚上。我第二天才发现的，他蹲在门口啃一块硬得像石头的干粮，腮帮子鼓得老高，嚼了半天咽不下去。”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
陈东征没有说话。
沈碧瑶继续说：“他们帮老百姓挑水、扫地、修房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句话我以前听过，以为就是说着好听的。但我亲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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