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南下深圳的第三天深夜，古民的手机在书桌上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显示一条新短信。发送人是一串陌生的、归属地为广东深圳的手机号码。他拿起手机，点开。
短信内容不长，只有寥寥数行：
“老古，是我，张伟。用新号发的。火车上人很多，没座位，站了一路，刚在宿舍安顿下来。厂子在关外，很大，人很多，吵。这两天一直在想，走之前还是没好好跟你道个别。以前很多事，是我和我爸不对。特别是上次我爸追你那事……还有后来班里那些闲话。对不起。真的。谢谢你一直帮我，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以后……你好好上学。这个号我会用，不换。不回复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说一声。保重。”
短信的末尾没有署名，但“老古”这个称呼，以及那熟悉的、带着歉意和认命的语气，足够确认是张伟。时间是凌晨一点二十七分。这个时间点，或许是他刚下晚班，或许是在集体宿舍嘈杂的喘息间隙，用那台屏幕有裂痕的旧手机，在黑暗里一字一字敲下的。
古民握着手机，坐在台灯晕开的光圈里，将这短短一百多字反复看了三遍。每个字都像一块小小的、形状不规则的石头，投入他平静的心湖。他感到一些东西在胸腔里微微搅动——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也不是纯粹的同情，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果然如此”、“理应如此”、以及一丝极淡的、对命运无常和个体渺小的荒诞感触。
道歉。在他与张伟长达一年的同桌关系里，这似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张伟口中明确听到的、指向明确的歉意。为了他父亲的当街追打，为了可能因他而起（或被他传播）的班级闲话，也为了那些没有被完全采纳的建议和未被认真对待的提醒。这声道歉，迟到了几个月，跨越了一千多公里，在这样一个疲惫的深夜，从一个即将被流水线吞噬的少年那里传来。
古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不回复也没关系”这几个字上。这句话很微妙。它像是一种体贴，一种不施加压力的声明，但同时也像是一道提前划下的、心照不宣的界线。张伟在主动切割，或者说，在为这种切割铺一个体面的台阶。他南下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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