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债权依据，并且知道他的财产线索，比如房产、车辆、银行账户。这需要起诉后申请。所以，证据收集是关键第一步。还有，注意安全，这种事有时会涉及一些灰色势力，沟通时尽量在公共场所，保留证据。”蒋文斌提醒道。
挂断电话，古民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行动框架。他回到父亲床边，母亲醒了，忧心忡忡地看着他。古民安慰了母亲几句，让她先在旁边的空床位休息。他自己则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罗列明天以及接下来几天需要做的事情：
1.医疗：跟进父亲检查结果，确认陈大友手术情况。督促建筑公司落实医疗费垫付。
2.证据：收集父亲和工友的记工单、工资记录、与王德发及工地管理人员（赵工头、孙安全员）的沟通记录（录音、微信）。尝试联系其他受伤工友，获取证言。向安监部门索要事故初步报告（如可能）。
3.法律：上午与律师蒋文斌见面，启动法律程序。协助老陈儿子准备材料，申请工伤认定，必要时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
4.沟通：继续与宏远建筑公司李经理保持联系，施加压力。尝试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表叔）联系王德发。
5.家庭：安抚父母情绪，安排可能的陪护。评估家庭财务，准备必要时垫付部分紧急医疗费。
列完清单，已是凌晨两点。医院走廊的灯光苍白而安静，只有仪器的滴答声和远处偶尔的**。父亲在睡梦中不时皱眉。老陈儿子还蹲在手术室外的阴影里。古民靠在冰冷的椅背上，感到一种沉重的无力感，但又被更强大的责任感驱动着。他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不仅是为父亲，也是为了那位可能落下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的工友，为了那些同样在工地上用生命换取微薄收入的父亲们，讨一个公道，争一份保障。他平日里为企业设计的那些风险防火墙，此刻，需要他亲手为父亲，为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群体，搭建起来。而第一道障碍，很可能就是那个关键人物——包工头王德发。根据父亲和工友的描述，以及今晚建筑公司的推诿态度，王德发“失联”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