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账户”项目启动两个月后，一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期刊上的文章，让古民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学术界的寒意。
文章的作者是省城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教授，一位在学界颇有声望的学者。文章的标题是《当幸福成为指标：对“量化生活”运动的批判性反思》。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古民的公司，但多处论述明显指向了“幸福账户”项目的核心理念。
古民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读到这篇文章的。他习惯性地在睡前浏览学术期刊的最新文章，看到这个标题时，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点开文章，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
陈教授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一种‘量化生活’的思潮正在悄然兴起。各种App和可穿戴设备鼓励人们记录和测量自己的步数、睡眠时长、心率变异性、情绪波动、社交频率……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还原为一串串数字。这种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假设——凡是不能被测量的，就是不重要的；凡是不能被优化的，就是没有价值的。”
古民读到这一段时，手指在屏幕上停住了。他不得不承认，陈教授的批评，击中了他的软肋。他在设计“幸福账户”时，确实花了大量精力在“量化”上——如何测量时间分配、如何评估关系质量、如何追踪情绪波动。但他很少停下来思考：这种量化的行为本身，是否正在改变人们对幸福的理解？
他继续往下读。陈教授写道：“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量化生活’的运动，往往打着‘自我提升’的旗号，实则是在将资本主义的管理逻辑，延伸到个人生活的最私密领域。当一个人开始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自己的时间、健康、关系、情绪时，他实际上是在将自己异化为一个‘人力资本’的经营者。他的生活，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体验，而是一系列有待优化的KPI。”
古民放下手机，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他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陈教授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并非毫无道理。他回想起自己在设计“幸福账户”时的思维过程——他确实使用了大量财务管理的隐喻，比如“人生资本”、“资源配置”、“审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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