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哥站在柜台后面，一边记账一边时不时抬起头看一眼店里的情况。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袖口上还沾着粉笔灰——大概是刚从学校过来，连衣裳都没来得及换。他虽然结了婚，可身上那股子教书先生的斯文气还在，站在茶馆里倒也不违和，反而有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沉稳。偶尔有老茶客认出他来，喊一声“甄老师”，他就点点头，推一推眼镜，说一句“您慢用”。有人问他几何题，他就从兜里掏出钢笔，在茶桌的草稿纸上画辅助线，一边画一边讲，把茶馆变成了课堂。
那天下午，茶馆里的客人渐渐少了。日头偏西，阳光从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把竹椅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青砖地上像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琴键。几个白胡子老头喝完茶，剔着牙，慢悠悠地踱出门去。评书先生也收了惊堂木，把折扇合上，端起搪瓷缸子灌了一大口茶。东西哥正趴在柜台上备课，手里握着钢笔，在教案本上写着什么，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百无聊赖地看着街上的行人——一个挑担子卖豆腐的老头慢悠悠地走过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按着铃铛叮铃铃地穿过街口。
就在这时，我们的甄家大茶馆外，来了三个奇怪的客人。
领头的是个穿土棉布衣服、拄着竹杖的老头子。那土棉布是自家织的，染成了深蓝色，洗得有些发白了，领口磨出了毛边。他身形清瘦，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每一根都服服帖帖的，像是用水抿过。背微微佝偻着，可腰杆还看得出当年的挺拔——不是那种刻意的挺直，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军人气质。他脚上蹬着一双旧解放鞋，鞋面上沾着泥巴，鞋底磨得薄薄的，一看就是走了远路。他站在茶馆门口，仰头看着门额上“甄家茶居”四个大字，看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是在数笔画。
另外两个是穿白汗衫、戴草帽的壮汉，看年纪大约三四十岁，皮肤晒得黝黑，手臂上肌肉结实，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他们俩一左一右站在老头子身后，距离不近不远，刚好是一步的距离，也不说话，只是时不时交换一个眼色，看起来像是随从，又像是保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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