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运输和一些治安管理活动，在他们控制区附近的城池之中，也划分了势力范围进行基层管辖，他们的钱粮来源也并不怎么依靠抢劫盗窃，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征税纳粮’。”
“这些山匪土寇互相之间会因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而攻杀吞并，但也会有攻守联盟，形成一片区域之内的相对稳定的局势，无论是满清还是吴军，想要在赣州府征粮征税都得跟他们进行合作，需要他们的协助才能进行统治，而当地的基层官府，已经基本处于失能的状态，被他们所替代。”
“这些山匪土寇的势力，大多都建立在武力胁迫之上，用强者为王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再以各种宗族、血脉、迷信等方式愚惑治下百姓和手下匪众，以此建立相对稳定的秩序。”
“普通百姓想要在这样的秩序下生存，要么就是做佃农工夫，给那些地方势力卖血卖汗，要么就投奔各处山头落草为寇，抢劫或押运货物、管理集市，也就是说，赣州府地区大部分的百姓，要么自己从匪，要么就是和匪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清军和吴军占据赣州府的时候，我们的武工队和游击队在赣州府活动，其实也是同样需要借助这些地方势力的协助以获取物资、情报，在赣州府这样的环境里脱离根据地发展，不和地方势力搞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因此对于各个地方势力的打击很有限度，只要不是铁了心和我们作对、铁了心要投奔清廷的，我们就以合作为主，这导致许多地方势力治下的百姓更加习惯于这种生存和生活状态，视那些山匪土寇的统治为天经地义。”
等吴军撤退、我们控制赣州府开始处理这些山匪土寇之时，当地百姓反倒认为是我们红营‘背信弃义’，更恐惧我们对山匪土寇的打击会扩散到他们这些‘从匪’的百姓身上，对我们的政策也有许多抵制，甚至主动帮那些山匪土寇通风报信、保护伤员、供应补给。”
“所以我们对付当地的山匪土寇，就完全不能按照在吉安等地的剿匪除盗的法子来，在别的地方我们剿匪，只用动兵就行，百姓都是欢欣鼓舞的，可在赣州府我们剿匪，单单只是动兵打仗，百姓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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