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工作都推行不下去，入村展开工作还要跟村民签保证书，保证不讲婚姻政策问题，才会被村民放进村子里。”
“而我们的工作队和妇女会，乃至于法务司法机构，在执行婚姻政策的过程中，轻率的判处和离请求，宣传和工作中又将和离的热潮当作妇女人身解放的表现进行充分肯定。”
“我查过法务院和各地工作队的一部分报告和数据，和离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由女方提出，占到七成至八成以上，这种情况，本身也是因为旧社会家庭和包办婚姻对于妇女的压迫比男子更为沉重的缘故，所以汹涌而出的和离现象，就被当作是受压迫、受束缚的妇女摆脱痛苦，起来向旧有的婚姻制度进行斗争和谋求人身解放的体现，是执行红营婚姻政策的巨大成就。”
“但问题是，这样偏袒性的判处和离，反倒进一步导致了群众对于我们的婚姻政策的误解，说什么‘男人现在是地主、红营只听女人讲’，以至于在广大乡村之中，对于婚姻政策的宣传和工作反倒更加的困难。”
“群众心里头不平衡，觉得在我们红营这里也得不到公平，反正我们只为妇女撑腰，自然是越发的抵触，对于家里妻女的管束更加的严厉，甚至于不乏暴力的限制人身自由，试图以此杜绝她们出去‘告官和离’，对于妇女的压迫，反倒是更加的深重，乡村群众，更是有走向更加极端保守和反动的趋势。”
“这次闹出这种事来，娟儿的父母说要把她抢回来，一呼百应，一下子就拉了这么多村民一起来…….追根溯源，还是对我们的婚姻政策长期积怨后的一次总爆发……”黄徽音轻轻叹了口气：“而这样的事……若是我们不做出改变，必然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