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能借此在实践中，让知识分子清晰感知到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会命运的关联，逐步建立起‘社会需要即个人追求’的意识，特别是对那些旧士人来说，当看到自己的努力为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带来实际成效，会产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从‘被动接受改造’转向‘主动融入新社会’，完成从‘旁观者’到‘建设者’的思想转变。”
顾炎武顿了顿，微笑着指了指自己：“就拿我来举例子，我为什么一直跟着红营干到现在？就是因为看着我的理论，在红营的治下渐渐的产生效果，一点点的被实践和证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改进，这种超凡成圣的感觉，古往今来几个人能受的住？”
梅文鼎笑了笑，点点头道：“没错，我也是一样，若是说研究天文数算，满清有蒙养斋算学馆、有钦天监，可我却以为毕生之成就、心中之理想，却只能在红营这里才能实现，其中缘由，说白了也是因为红营治下的社会，远远比满清治下更有肥沃的土壤。”
顾炎武微笑着点点头，继续说道：“正是这个理！业务实践，就是要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去和社会联系，而无法躲在书斋里为研究而研究，在与社会和百姓群众的互动中，就能以问题倒逼认知更新，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难题，会迫使知识分子反思旧有思想、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为新思想的输入创造知识缺口。”
“与此同时，与工农群众的近距离互动、实践成果带来的民生改善，会引发知识分子的情感共鸣，使其从‘理性上认同新思想’转向‘情感上接纳新立场’，业务实践中的协作、奉献、服务行为，同样也会逐步固化为稳定的思想观念，将红营的政策、呼吁、口号，变成个人的‘习惯’，即便离开了红营统治的地域，也会自发的以新思想去驱使自己的行动和研究。”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新思想的确立，是不可能不经过斗争的，新思想取代旧思想，本身就是社会改造中，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这个改造过程本身就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如果一个人违反反剥削、反暴政、反压迫的立场，违反法律法规，在言论和行为上混淆敌我，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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