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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时中国主要产粮省份都和湖北一样陷入粮食危机，湖南地区，粮食生产也仅达到了抗战前的四成左右，全省近一千五百万人断粮；河南麦收仅三成，饥民多达一千四百二十余万，而且黑热病蔓延全省，患者至少二十万人。
缺粮的省份情况更为严重，比如广东省人口稠密，每年粮食缺口达到一千多万市担，完全仰赖于外部输入，每年从海外和邻省输入粮食超过一千三百多万市担，但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广东既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仅广州一地缺粮人口就达到二百七十万，而广东的粮食输入和产量还不及抗战前的六成，以至于“饿殍载途，饥民食猪糠、草根、树叶甚至食死尸之悲惨景况”。
而就在这整个社会全面崩溃的时候，上面的官员却不思恢复秩序、救护百姓，而是拼命的敛财享受，“劫收”大员四处抢掠、五子登科，官绅地主拼命盘剥，弄来的钱粮金银要么挥霍享受，要么就转移到台湾、海外。
上海一地在抗战时期日伪统治下，尚有民营工厂三千四百余家、国营工厂六百三十六家，在日军投降之后，入超数额还达到了四千一百余亿元，可国府接手仅仅半年时间，便倒闭了民营工厂两千五百九十余家，国有工厂五百六十六家，失业工人多达数百万，这数百万失业工人，自然也成了粮食危机里的受害者。
后世许多人在分析解放战争的局势时，总是把视线放在国际上美苏争霸的大背景，连侯俊铖都不能免俗，故而总有许多人觉得只要美军干预中国战场，蒋匪至少会有个划江而治的可能，甚至有些心怀叵测的人还会觉得，若是当年划江而治，国府没准还能像后来的韩国一样腾飞，看着北方苦难行军。
可真的深入去研究那段历史，在国府一塌糊涂的治理能力下，就算真的划江而治了，一场大规模的工农阶层的起义也避免不了，上千万上亿的饥民和数百万的失业工人，杜鲁门就算是卖头支援都不可能养得活，更别说以那些劫收大员表现出来的水平，美援再多也会被他们吃干抹尽。
解放战争拖不得，不仅是因为国际形势，也是因为国内的状况，若是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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