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命、鬼神、因果报应来束缚百姓的思想，让人以为，穷困是命里注定的，压迫是前世欠下的，反抗是得罪神佛老天爷的。”
“北方诸省，经历过白莲教的祸害，白莲教以迷信为伪装，裹挟群众，以鬼神之说来组织信徒，声称自己神通广大、能避刀兵、能保平安，可最后做下来的事呢？大多都是祸害信徒、祸害百姓的，给北方的群众百姓，带来了多少的痛苦？”
“清廷也是如此，清廷讲天命所归，说他们入主中原是上天所授，说皇帝的龙椅是老天爷定的，其实和白莲教是一副模样，都在用迷信禁锢人心，而清廷自入关之后，打着天命的招牌，又做下了多少恶事呢？”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血淋淋的警醒我们，新国家在思想文化上，必须要‘科学’，科学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信事物有规律可循，相信自然可以被认识，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改变命运，而不是等待神佛的恩赐。”
“红营在南方和北方诸省搞反迷信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底层百姓之所以容易被裹挟，被欺骗，被利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科学的教育，没有分辨真伪的能力，越是贫穷困苦的环境，迷信就越是盛行，反过来，迷信越盛行，百姓就越容易安于现状，越容易被旧势力牵着走，但只要让老百姓亲眼看到，科学比迷信更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群众的转变是很快的。”
“群众百姓迷信，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没法帮助他们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他们就会诉诸于其他的方式，这是必然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我们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科学的’的缘故。”
王夫之写到这里，搁下笔，把写满的几页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翻到新的一页，犹豫了一会儿，才落笔：“然后，还有民族的问题，我在早年反思明末清军入关之事时，曾提出‘固我族类’的思想，高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个想法，是将明清易代的问题狭隘的变成了两个民族的斗争结果，在这一点上，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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