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了。我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指甲陷进手背的肉里，掐出一道一道的血印子。她一句话不说，眼眶红得像兔子，但眼泪就是不掉下来。
第二天，情况稳定了一些。管床的鲁医生来查房，四十多岁的女医生，说话轻声细语的，但眼神很锐利。她看了我的病历，又看了胃镜报告，眉头拧在一起，像打了个死结。
她问我妈：“孩子有没有长期服用某种刺激性食物或者药物？”
我妈说：“没有。”
我躺在床上，嘴唇干裂，手背上的留置针连着透明的输液管。我看着鲁医生，她也看着我。我们之间隔着半秒钟的沉默，那半秒钟里我拼命地用眼神对她喊：有！黄豆！黄豆！所有和黄豆有关的东西！酱油！豆腐！豆浆！豆花！豆豉！豆渣！豆奶！豆制品！所有和那个该死的豆子有关的一切！
但鲁医生不是神仙，她不会读心。
我妈的眼睛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就是那种“你不要乱说话”的眼神。我把脸别过去，面朝墙壁。墙壁上有灰白色的涂料，有些地方起了皮，鼓起来一个小包，像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