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高炉的钢架已经竖起来，旁边的工地上密密麻麻全是工人，有男有女，戴着柳条帽，推着装满砂石的斗车在脚手架上穿梭。烟囱还没有冒烟，但那股子热火朝天的劲头，隔着车窗都能感受到。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混凝土大坝正在浇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厂房已经封顶，高尔基汽车厂的装配线正在安装调试，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正在吊装底座。
这些工地遍布在从乌拉尔山到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像是有人在荒野里撒了一把工业的种子，然后用五年计划的铲子一颗颗浇灌出钢铁的芽。
这种场景，顾长柏在美国见过，在德国也见过，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
中国的工厂，最大的汉阳铁厂熄了炉子，沈阳兵工厂靠德国技师撑门面，上海的棉纺厂还在用一战前的蒸汽机。
而苏联人干的事，是以举国之力建立一套从采矿到冶炼、从机床到军工的完整工业体系，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调节，用牺牲消费换取工业投资。
“他们是幸运的。”他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桦林，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大萧条把整个西方的工业产能打折甩卖，苏联人拿着外汇去欧洲和美国扫货，买机床、买技术、买专家。没钱付，就用粮食顶账，粮食换机床，换一条拖拉机生产线，换他们永远都买不起的东西。”
他忽然想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一边是波兰农民把小麦倒进河里，一边是苏联人用粮食在跟西方讨价还价，而中国连参与这场交易的资格都没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出口，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更没有统一稳定的中央政权。
苏俄式计划经济，可以直接征收粮食，也不需要运费，只要把东西卖出去换外汇就好了，不用担心成本。
中国太穷了，中原因大战，各方投入的兵力总规模已经突破百万，每天光是维持这百万大军的吃粮、弹药消耗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还谈什么发展工业？
七月十日，火车在满洲里站缓缓停靠。站台上，东北军代表梁忠甲早已在此等候。
两人上了车，一路往沈阳方向开去。梁把国内这几个月的战况做了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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