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时间出来。”
“另外，”他顿了一下，“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你盯着大院的后门和侧门，看看有没有人出去，出去了多久回来。”
陈国华想了一下：“为什么是六点到八点？”
“因为最近三次行动情报走漏，全都发生在下午碰头会之后。碰头会一般四点半结束，消息从站里传出去再传到日本人手里，中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郑耀先的目光沉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碰头会后把消息带出去，他必须在六点到八点之间完成这个动作。”
陈国华的脸色变了：“六哥，你怀疑站里有人……”
“我不怀疑，”郑耀先打断他，“我确定。”
陈国华走后，郑耀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又待了两个小时。
他把桌上那一尺多高的情报档案重新翻了一遍，这次不是看内容，而是看日期和备注。煤油灯的光线不好，他把灯芯拨高了一点，逐页翻看。
三次行动失败的详细报告，他已经看过两遍了。第一次抓捕汉口法租界边上一个日方联络站，扑了个空；第二次跟踪一名疑似日方情报员到武昌火车站，对方提前两站下了车，消失在人群里；第三次在汉阳围堵一个偷运军用物资的地下通道，到了之后发现通道已经被水泥封死了，显然对方早就得到了消息。
三次行动，三次落空，方式不同，时间不同，但郑耀先盯着报告上的日期看了很久之后，忽然注意到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共同点。
他翻到第一份报告的首页，找到了行动部署的记录：“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碰头会口头部署”。
第二份：“十二月三日下午碰头会口头通报”。
第三份：“十二月九日下午碰头会口头传达”。
三次行动的目标地址，全部都是在碰头会上以口头方式传达的。没有书面文件，没有通过电报发送，就是周站长在碰头会上当面说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泄密者不是破译了电报，也不是偷看了文件，而是亲耳听到了碰头会上的内容。
能参加碰头会的人，全站一共七个：站长周铁生，副站长马文龙，行动组长，外勤组长钱有根，情报分析科科长，电讯科科长，还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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