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进水槽里。
转过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一杯，一口干了。
他放下杯子，低声说了一句：
“走了好。早该走了。”
然后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那些旧照片——南越，丛林，战友，直升机。
他看了很久，把杯子倒满，端在手里，没有再喝。
那天晚上，全联邦的普通民众没有人庆祝。
人们只是回到家里，坐在餐桌前，把暖气关小一点，把灯关暗一点，把电视关掉。
他们不说话，不哭，不笑。
只是坐着，看着窗外，想着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统走了，但油价还在涨，暖气费还在涨，工厂还在关门，船还停在码头，孩子还在挨冻。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些在华顿市的人，从来不在乎他们。
以前不在乎，现在不在乎，以后也不会在乎。
换谁来，都一样。
不，也许不一样。
有人忽然想起了那个名字。
那个在国会山摔门走的人。
那个指着那些大人物的鼻子问“你们不觉得羞耻吗”的人。
那个说“如果哪个国家敢对联邦开战，我第一个上战场”的人。
那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人。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坐在宿舍的床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上面抄着陈时安演讲的那些话。
她把那些话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空白的页面上写了一行字：
“如果他能上……”
她没有写下去。
她不知道该怎么写。
但她知道，如果那个人坐在华盛顿，也许一切会不一样。
也许不会。
但她想试一试。
只是今年不是大选年。
她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床头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金山市的夜灯亮着，远远近近的，像一片星海。
她看着那些灯，忽然觉得，没关系。
不是大选年，那就等。
等下一次，等下下次，等到那个人的名字能上选票的那一天。
她等得起。
在纽市，时代广场的电器商店橱窗关了灯，人群散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空荡荡的街角，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橱窗里那排黑掉的屏幕。
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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