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一年，二月。
云贵高原上的寒风尚未褪尽，一场席卷整个西南的内战阴云已是沉沉压了下来。
孙可望在被李定国奇袭安龙、卷走永历帝并占据昆明之后，经过数月内部的清洗与拉拢，终于稳定了自己这方的阵脚和人心。
孙可望以“国主”自居，大封麾下诸将，其中马进忠受封嘉定王，冯双礼受封兴安王，摆明了是要另立朝廷、废免永历而自代。
永历帝被迫在昆明削去孙可望的秦王称号，任命李定国为招讨使、刘文秀为副招讨使，授权“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正式将讨伐孙可望的大权交到了晋王手中。
双方都在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孙可望也开始思虑谁来统帅他麾下最精锐的“驾前军”，同时也在号召各路兵马不断向贵阳方向汇聚，到二月中旬，集结的主力已逾十万之众。
与此同时，一份份讨逆檄文从贵阳发往各地，孙可望打着“清君侧，诛李定国”的旗号，对外宣称李定国“挟持永历帝、专权乱政、谋逆不轨”，自己出兵乃是“匡扶王室、清除君侧奸佞”。
而在昆明，李定国与刘文秀也在拼命集结兵力。
但二人手下却是兵少将寡，合兵也不过三万余，与孙可望的十万大军相比悬殊极大。
面对军事压力如山般压来，永历帝与李定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云贵的东北方向，重庆。
信使飞马入渝，带来了两份书信。
一份盖着永历帝的御宝，语气恳切，希望定王殿下以同宗之谊、以抗清大义为重，出兵南征，直捣孙可望的后方基地贵州。
另一份则是李定国的亲笔私信，字迹力透纸背，言辞间少了些客套，多了几分生死相托的诚恳，只希望陆安能在关键时刻从侧翼策应，减轻昆明的正面压力。
两个月后，重庆城，鲁王府门口。
这座宅子自一个月前挂上“鲁王府”的匾额后，门前的石板路便被府衙刻意修整过，杂草拔了，坑洼填了，连门口那对石狮子都被擦洗得锃亮。
此刻日头刚爬上东边的城墙，陆安便带着几个负责翡翠生意的管事，径直走到了府门前。
门房是朱以海从以前鲁王府带来的心腹亲随，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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