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医疗中心的联合会诊厅里，所有代表团都已经到齐。
巨大的环形会议桌中央，投影屏上显示着患者理查德·洛克菲勒的完整病历。
四十七岁，终末期腹腔多器官衰竭，肝脏、小肠、胰腺和部分血管系统都已经失去稳定代偿能力。
患者目前靠持续性循环支持和营养维持，任何一个器官的灌注进一步下降，都可能引发连锁崩溃。
会议主持人罗伯特教授站在主屏前，语气比前一晚更加严肃。
“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确定一套可以真正执行的治疗方案。”
“不是展示技术，也不是争夺论文署名，而是决定患者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间医院。”
这句话说完，会议厅里短暂安静下来。
日本代表团首先提交方案，提出先处理门静脉压力，再分阶段完成肝脏和小肠移植。
佐藤圭介将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曲线投到大屏幕上，详细解释了每一个循环节点的控制目标。
方案看起来极其谨慎，甚至把术中可能出现的每一种低血压状态都列出了应对办法。
然而，当麻醉专家把预计器官缺血时间输入模型后，屏幕上立即出现了橙色警示。
如果按照日本团队的处理顺序，第一阶段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后续器官吻合和血流恢复还要再占用两个小时以上，四个器官无法同时撑过这一段等待。
佐藤沉默了很久，最终主动撤回了完整手术申请。
“我们可以提供围术期支持，但现有路径无法满足患者的时间窗口。”
这句话说得平静，却让不少代表露出了沉重神色。
德国团队紧接着提出快速联合切除方案，试图通过缩短器官游离时间来压缩缺血风险。
他们带来了三维打印模型，还准备了数十张术式分解图。
施密特教授已经不在现场，负责发言的是他的同事卡尔曼教授。
卡尔曼用激光笔指出几处关键血管，认为可以通过预置阻断带完成快速转换。
陆晨坐在中国代表席，目光始终停在患者门静脉系统的原始序列上。
德国方案的设计确实很漂亮，但其中有一个前提必须成立。
患者的肠系膜回流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重新分配，而且不能出现局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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