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的设备安装项目。其中编号0267的那一条记录——“市局刑侦支队会议室吊顶内·拾音模块加装”——签收人那一栏，签着两个字：林峰。
不是林长山。
是林峰。
我握着那本日志，站在楼顶的风中。铁皮盒子底部还有一张折叠的信纸，没有信封，信纸已经泛黄，折痕处已经磨损得几乎要断裂。我展开信纸。字迹用的是蓝色圆珠笔，笔画有些褪色，但依然可以辨认。开头没有称呼，直接写道：
“当你看到这份记录时，你应该已经查到了我留在这个城市里的最后一枚钉子。0267号设备，安装位置是市局刑侦支队会议室吊顶内。签收人的签名，是我儿子的笔迹。”
“他当时只有十八岁。”
“我让他签的字。”
“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信纸末尾的签名是林长山。日期是1987年4月。林峰在十八岁那年，替他父亲签收了那批窃听装置。他从那一年开始，就知道那些装置的存在。而那批装置在他父亲退休之后，很可能一直由他掌握。
我握着那封信，把盒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清点、放回原处，最后盖上盒盖。我没有把盒子带走。而是把它放回水箱里原封不动的原处。我关上检修口的铁门，重新拧上铁丝，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然后我走下楼梯，穿过店面，推开铁门，走出柳林路117号。
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时，我掏出手机，调出林峰的号码，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放回了口袋，没有拨过去。
口袋里的钥匙一枚一枚地贴在一起，每一枚都像是一段被压缩的时间。我走进午后的街道，阳光已经偏向西边，把行道树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很长。我在路边停了一下，给自己买了一份报纸、一瓶水，在背街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把水喝掉一半，然后把报纸翻到中缝，在一条不起眼的位置上看到了一行小字——“城市记忆·老物件征集启事”。启事底部留了一个联系电话，号码的尾号是2407——和怀表暗槽里那张纸条上写的数字完全一致。
我把报纸折好，站起来，把空水瓶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沿着街道继续走，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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