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在车间里被冲床砸过的后遗症，腕子里面打了钢钉。白菜汤盛到碗里，晃出一圈油花。
“爸，妈，”我放下筷子，“我过两天要出去一趟。”
屋里只有电视里的声音。慧芳在哭，音乐很响。自从我从厂里打了辞职报告，就没回过一趟家。
父亲没抬头，继续夹了一筷子粉条。他的咀嚼声很重，一下，两下。
“去哪？”问的是母亲。她把一块豆腐夹到我碗里，动作没停。
“省城。可能还会去更远的地方。”
咀嚼声停了。
父亲慢慢放下碗。他的手还在抖，碗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脆响。他没看我，看向电视。刘慧芳正好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屋子里回荡着配音的混响。
“干什么去？”
“做生意。”
“你那个百货店呢？”
“交给店里的人管。十八个乡镇的点也安排好了。”
父亲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我跟他提起”做生意”，他都是这个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的情绪，像在看一个走火入魔的人。
“胡闹。”他说。
就两个字。声音不大，但像两块石头砸进水里。
炜婷在旁边小声说：“哥又不是胡闹，他比厂里那些领导强多了。领导才……”
父亲转过头看她。
他没说话，只是瞪了一眼。那眼神不重，甚至算不上凶，但炜婷的话立刻断在了半截。她低下头，筷子在碗里戳着，不敢再出声了。但她也没认错。
“吃饭。”父亲说。
桌上只剩下电视机的声音和咀嚼声。母亲的碗端到嘴边，又放下了。她起身去厨房：“我盛点汤来。”
厨房就在隔壁，没有门，只有一道布帘子。她在帘子后面站着，水龙头没开——水桶里是早上接的自来水，她没用。她就站在那儿，碗拿在手里，竖着耳朵。
我知道她在听。
父亲喝了一口二锅头，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工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洗变形的跨栏背心。厂里的效益早就不好了，工资拖欠了两个月，他不说，我也知道。
“什么时候走？”
“三天后。”
他没再问。端起搪瓷缸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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