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展示了几种干预模式，“目的是帮助大脑自我调节，而不是强行压制。我们称之为‘神经脚手架’，在需要时提供支撑，但主体依然是患者自己的意识。”
评审们交换眼神，低声讨论。安德烈·伊万诺夫摸了摸秃顶，问出最关键的问题：“这项技术，如果被滥用呢？比如用来读取人不愿透露的想法，或者植入虚假的记忆？”
观众席一阵骚动。这是神经科学领域最敏感的伦理问题。
宋明沉默两秒，然后走到舞台中央，环视全场：“这正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不是展示技术多么强大，而是展示我们如何使用技术的态度。”
他调出一段视频。画面中，一位渐冻症患者戴着脑机接口，用眼神控制机械臂拿起水杯，喝水。动作缓慢但稳定。患者脸上露出笑容，眼角有泪。
“这位是罗伯特先生，渐冻症晚期，全身只有眼球能微动。”宋明声音放缓，“他用我们的设备，时隔三年第一次自己喝水。他告诉我们，那一刻他感觉‘重新成为了人’。”
画面切换，变成一个小女孩，先天失明，戴着特制的视觉辅助接口。她“看到”的世界是由声音和触觉转换成的简单图形。她正在学习识别桌椅、门、家人的轮廓。
“莉莉，八岁。她从未见过光，但设备帮助她建立空间感，让她能自己走路，不再完全依赖他人。”宋明顿了顿，“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在于使用它的人。我们为这项技术设置了多道伦理锁：第一，必须获得使用者的完全知情同意，并可以随时中止。第二，数据完全本地化处理，不上传云端，不存储长期神经记录。第三，源代码将部分开源，接受学界监督。第四，我们不会将技术卖给任何军事或监控机构。”
他看向安德烈：“至于读取思想、植入记忆——理论上也许可能，但我们的设计初衷是‘辅助’而非‘替代’，是‘理解’而非‘控制’。如果有人想用这项技术作恶，他需要先彻底重写底层架构，那意味着要重新发明一套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法律、舆论、技术壁垒，尽一切力量阻止。”
回答坦诚而坚定。观众席响起掌声，起初零星，很快蔓延成一片。
塞缪尔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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