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多年、逢年过节都舍不得碰的茅台，也咬着牙拎去求人。烟烧尽了，酒喝空了，门槛踏破了，那张薄薄的证明，才终于盖上了鲜红的印章。
证明到手，也只是闯过了第一关。
单位劳资科科长家，徐父前前后后去了不下几十次，门槛都快被他踏平。好话说到口干，礼数做得周全，只为让厂里松口，同意他提前病退，把位置留给女儿。
最难的，还是远在陕北这边的层层关节——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知青办，一个公章一道关，一道关一层坎。每盖一个章，都要托人、打点、赔着好话，千里迢迢从北京托人捎东西、递话，中间辗转多少人手，花出去的银钱连徐家自己都算不清。
家里本就不厚的积蓄，早早便见了底。为了徐红梅能回城，徐父把工友、朋友、亲戚能借的全借了个遍，欠条压在箱底，厚厚一叠，全家背上了沉甸甸的外债。
为了女儿一条返城路，徐家几乎耗尽了所有心力，落得负债累累。
好在，苦没白吃，路没白跑。
徐父的病退手续终于批了下来，首钢也点头同意接收徐红梅回去接班。消息传到陕北窑洞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替徐红梅松了口气，可她自己，却抱着家里的来信，蹲在炕沿边哭花了整张脸。
眼泪一串一串滚落，沾湿了粗布衣襟。
她哽咽着喃喃，都怪她当初不该写信回家，抱怨陕北苦、抱怨黄土高坡风沙大、抱怨农活累，是她的不懂事，逼得父母拼了命为她铺路。
她还有个未成年的弟弟，原本家里盘算得好好的——等母亲退休，她接母亲的班，弟弟再慢慢等父亲退休，接父亲的班，一家四口，安稳顺遂。可现在，为了她，父亲年纪轻轻便办了病退，少拿工资，扛着一身债务。她一回北京，面对满心为她付出的家人，面对还在等着未来的弟弟，竟不知该如何开口，如何交待。
徐红梅抹着眼泪，哭得肩膀不住发抖，说她宁愿自己在陕北再熬两年，等母亲退休，也不该让父亲提前退下，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沐婉悠悠叹了口气，轻声问：“这样做，值得吗？”
李承霄沉默片刻，缓缓道：“值不值，要问当事人。他们觉得值，那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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