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盛夏，江城像被扔进了蒸笼，湿热的空气黏在皮肤上，稍一动弹就是一身汗。
何雨柱坐在办公室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他随手拿起桌上的毛巾擦了擦，毛巾早已湿透，拧一把能滴出水来。头顶的吊扇“嘎吱嘎吱”转着，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带着股铁锈味。
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最上面是江城钢铁厂的季度报表，红色的赤字像扎眼的伤口。
他拿起报表翻了翻，眉头皱得更紧了——钢产量比去年同期降了15%，废品率却升了8%，底下的备注栏里写着“设备老化，亟需更换”，可后面跟着的申请拨款报告，被他压了快一个月了。不是不想批，是真没钱。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叮铃铃”地响了起来，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办公室的沉闷。何雨柱拿起听筒，抹了把汗：“喂，我是何雨柱。”
“何市长，我是李泽林呐！”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焦急，背景里还有隐约的机器轰鸣声，“您现在有空吗？”
“你说，泽林同志，有什么事？”何雨柱心里一紧，李泽林负责工业口，这时候打电话来，多半是下面的厂子又出了状况。
“何市长，您还是抽空……抽空下来一趟吧。”李泽林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像是急得没喝水，“下面的情况非常不好。好多企业把税收上交之后，子弟小学的师资、职工医院的药品、宿舍的漏雨问题……堆成了山，根本没人管。”
何雨柱捏着听筒的手紧了紧，这些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年初去江城纺织厂调研，就看到职工宿舍的墙皮掉了一大块，下雨天能接半盆水；子弟小学的黑板裂了缝，老师用粉笔写个字都得使劲按。当时他拍着胸脯说“会解决”，可转头就被财政报表上的数字打了脸——全年财政收入的70%要上交，剩下的连发工资都紧巴巴，哪还有钱修房子、添设备？
“还有更要命的。”李泽林顿了顿，语气更沉了，“我们现在还在吃老本！解放初期建的那些厂子，设备还是那套老玩意儿，人家沿海城市都开始用进口流水线了，我们的产品根本卖不动。工人思想也转不过来，总觉得‘铁饭碗’砸不了，干多干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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